李世鹤 1941年出生于重庆,1982年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,1968-1993年在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任工程师、总工程师、所长,目前任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首席科学家.
他是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和产品开发De领导者以及民族产业De忠实推动者,因其主导研发“TD-SCDMA”,被誉为中国“3G之父”.
从1998年研发完成,TD-SCDMA经过了“八年De抗战”,终于在11月初开始试商用.很多人认为,被称为“TD-SCDMA”之父De李老应该是其中最为激动De一个……
“从实验室走到试商用再走到市场,这是技术成熟De一个很自然过程,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激动De事,对于TD我一直都有信心.”李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阐明了这个观点.虽然外界一直认为没有李世鹤DeTD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,但他始终认为TDDe成功是集体De功劳,是成百上千名科学家共同努力De结果,他个人只是先迈出一步,充当TDDe一个“载体”而已.
实际上,拥有TDDe自主知识产权,我国有望在建设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中节约上千亿资金,并可以凭借国内市场,用这项技术来支持民族工业De发展,带动移动通信产业De蓬勃发展.正是由于TD对我国信息产业未来发展De如此重要性,李老在TD技术方面De成就使其在业内早已声名斐然.
TD标准诞生记
1978年,李老报名参加国家De800人出国留学招募,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,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.
1983年,李老回到了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,成为总工程师.月薪70元人民币De他,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.当时世界电信领域还是固话De天下,但李老却对国际上De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强烈De兴趣,并预感到移动通信未来发展De强劲势头.
1985年,根据国际研究De基础,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De设计和设备选型.
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De移动通话终端,“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、大砖头”但无奈后续资金有限,只做出了样机,没能实现产业化,而此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.
这个“残酷”De现实以及李老自身积累De研究经验大大激发了他De雄心.
1995年,李老随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De周寰,和部分国内通信专家一同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时,积极地向周寰引荐了SCDMA这个技术.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,他们把同步CDMA技术和智能天线详细地演示给周寰看,周寰在仔细了解SCDMA后,当即对这个技术表示肯定,这一时刻TD技术De雏形开始酝酿.
不久,李老所在De研究院随后与陈卫、徐广涵DeCwill公司合资,成立了信威公司,负责SCDMADe所有运作.SCDMA后来得到了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研项目立项.1997年,SCDMA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鉴定,而此时,国际电联开始征集3G技术,TD有没有希望成为3GDe标准之一?
这是一个另人振奋De遐想,毕竟在中国通信百年史上是未曾有过De事.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,信息通信技术从来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,如果要提出一个国际标准来,发达国家De公司首先是不相信,接着很快就要将它卡死,这是非技术因素.
此外,这是一个要耗费上亿元投资才能做出来De东西,做不出来呢,即使成为标准也等于一张废纸.如果哪一环过不了也就等于白干.
当时,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冒这么大De风险不值得.但李老一直坚信自己,他分析了自身De几大优势：“首先,技术上是没问题De.我分析了美国、日本他们提出来De标准,我们De东西肯定比他们De先进.当时我去参加ITUDe会议,我根本没有说话,美国代表团提交De移动通信发展方向De提案,实际上在说下一步De发展方向是TD-SCDMA.我们比他们早看到了几年,技术上De判断我敢说我有这种实力.
其次,是我们国家这张牌De优势.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De国家,但毕竟已改革开放二十年,是世界上最大De移动通信市场.我们De政府和运营公司对中国自己De标准是非常支持De,他们都纷纷表示了对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De支持,没有这些因素是不行De.再有,只要下定决心,我相信没有办不成De事.”
最后,经过艰苦De努力,1999年11月,中国标准TD终于写入建议书,并于2000年5月,在土耳其召开De国际电联全会上,经投票表决,由中国大唐集团提出DeTD-SCDMA系统,与WCDMA和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.这成为中国百年电信史最光辉De一刻.
TD诞生De背后力量
“TD-SCDMA没有大唐、信息产业部De无形条件作后盾是很难做出来De.”李老一直认为TDDe成功不是他De能耐而是国家作为无形后盾给予De支持,他认为做TD不是一个企业De能力范围所能承受,更多De是国家行为.
“到最后非常明显,TD-SCDMA标准通不过、产品做不出来,是给国家丢脸,现在必须有国家明确De支持,而大唐可以得到这样De支持.”“从标准到样机De出来,没有依靠国家这一根本不能用钱来衡量De无形De条件,TD是根本不可能成功.”李老如是说.
实际上,在国家给予李老无形支持De同时,他为国家做出De贡献也是有目共睹De,跟现在很多人De想法不同,当初他决定毕业后立即回国并没经历什么思想斗争.“我当然要回国了.首先,热爱自己De国家是最起码De准则.我们那批出去De人基本上都回来了.原因很简单,没有邓小平、没有改革开放,我们不可能出去,我们不能给邓小平抹黑.而且种族歧视在国外非常多.比尔·盖茨能成功,一个中国人不是绝对没有机会、但是很难,毕竟不是在自己De祖国.
而且为了我们当时四所De党委书记王善士,我也要回来.他是1945年投奔延安De老干部,1978年他官复原职以后,让我参加出国人员考试.结果我考过以后,他老先生就坐着所里唯一De一辆破吉普车跑到省委,从早晨一直坐到晚上,这样把四所De“反革命”一下子都解放了.
他对我说：研究所希望你学成以后回来.再加上我有家庭,有父母、岳父母,我不可能都把他们接过去当美国公民,他们也不会去.”
这些话虽然不是那么华丽,却朴实De让人打心眼里尊敬起这位可爱De老人.
采访后记
一生搞科研De李老De“载体”
20世纪60年代,在视循规蹈矩为理所当然时,研究生毕业De李老刚参加工作,就一门心思地搞创新；80年代中期,中国将移动通信看作是贵族用品、警察抓小偷De玩艺儿时,他又力主发展并投身移动通信领域；在举国上下都热衷于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时,他偏要想怎样才能超越,创造领先De中国技术标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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